文章摘要：雍正时期，社会问题频发，“人治”理念凸显。雍正重视政治忠诚度，着力建立政治官僚队伍。李卫以绝对忠诚投身其中，在浙江保甲推行中精准施策，为封建治理与现代用人提供镜鉴。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北宋思想家和教育家胡瑗的《松滋县学记》）在封建王朝的治理格局中，制度与人才宛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紧密结合方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之贤君深谙“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道理，雍正帝亦洞察于此，其“人治”思想在浙江保甲制度的推行过程中得到了生动且深刻的诠释。
雍正曾言：“保甲社仓实是良法，但奉行果善，则于民有益，奉行不善，亦能为累。盖立法本善，得人为难。”（《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94册，第646页）此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制度执行中“人”的决定性作用。让我们一同走进雍正时期，探寻“人治”思想在浙江保甲推行中的实践与意义。
时代背景催生“人治”需求。清朝经顺治、康熙两朝休养生息，社会总体稳定繁荣。但人口持续增长带来诸多新问题，特别大量流民盲目涌入城市或频繁迁徙，使城市管理压力剧增，还易引发治安问题与社会矛盾，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原有保甲制度难以适应新变化，恰似“刻舟求剑”，无法发挥有效作用。
在此背景下，雍正帝决心整顿吏治、强化统治。他的用人思想独树一帜，将政治忠诚度置于首位，致力于建立一支以忠诚为核心的政治官僚队伍，这与单纯追求技术能力的技术官僚队伍有着本质区别。雍正帝深知，仅靠制度条文难以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必须选拔贤能之士来落实制度，“人治”思想由此成为他治理国家的重要理念。他期望通过任用得力官员，激发制度的活力，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贤才，国之宝也”所强调的，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卫：践行“人治”的忠诚典范。尽管当时官场普遍拖沓、敷衍，浙江总督李卫却是雍正“人治”思想的模范践行者，更是雍正心中理想的政治官僚样板。在彼时看重科举出身的官场中，李卫花钱捐官的出身本很难获得升迁机会。可雍正帝独具慧眼，看中了他的能力。李卫恰似“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凭借能力与机遇一飞冲天，成为与鄂尔泰、田文镜齐名的雍正三大亲信之一。
李卫对雍正帝忠心耿耿，尤其善于揣摩雍正帝的心思。一旦领悟到雍正帝的意图，他便雷厉风行地行动，绝不拖泥带水，这种行事风格正是雍正帝所期望的。也正因如此，雍正帝有意以李卫为范例，向其他官员彰显“人治”理念下能臣的作用，为众人树立榜样。从雍正元年到雍正五年，短短五年间，李卫从户部郎中，先后升任云南盐驿道、浙江巡抚，直至浙江总督。在浙江推行保甲制度时，李卫的表现与雍正帝期望的“得人”标准高度契合，成为雍正帝地方治理的关键人物。
政治忠诚度奠定治理基础。李卫的政治忠诚度不仅体现在对雍正帝的绝对服从上，更体现在他对浙江保甲制度推行的全身心投入中。他深知浙江保甲制度的推行对于雍正帝“人治”思想实践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因此，在面对浙江保甲制度形同虚设的局面时，他没有丝毫懈怠，而是积极展开深入调研，为后续的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忠诚度是官员能否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的关键因素。李卫凭借对雍正帝的忠诚，获得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得以在浙江保甲制度的推行中大展身手。他的忠诚也感染了身边的官员和百姓，为保甲制度的推行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可以说，李卫的政治忠诚度是他成为雍正“人治”典范的重要前提，也是浙江保甲制度得以成功推行的坚实基础。
古今用人标准呼应的探讨。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用人标准同样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以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为例，有观点认为他吸取第一次执政用人的经验和教训，将忠诚作为重要的用人标准。当像马斯克这样的技术官僚与身边的政治官僚发生冲突时，基于忠诚至上的考量，技术官僚可能会面临被淘汰的境地。这种现代政治中的用人现象，与封建王朝用人注重政治忠诚度似乎有着跨越时空的某种呼应。
雍正时期，浙江保甲制度的推行在“人治”思想的指引下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李卫以其高度的政治忠诚度，成为雍正帝“人治”理念的践行者和推动者。那么，在浙江保甲制度的具体推行过程中，李卫又是如何精准施策的呢？请看下篇。本文是《雍正保甲制与宗法制》系列第三集，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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