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在广大读者心中有重要的地位，文学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更是说明了《白鹿原》的强烈的叙事性和可视性。
莫言依稀记得，在他创作《丰乳肥臀》时，初读《白鹿原》的心情。当时莫言倾注心血创作《丰乳肥臀》，他的文学野心表露无遗。
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莫言明白，家族史小说的成功，就意味着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但莫言最终还是被《白鹿原》给怔住了。评论人宗城严谨地说：
《白鹿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一部家族史小说。
莫言在家族史小说上的野心，被陈忠实，这个当时根本挤不进中国一流作家行列的陕西人，先一步完成了。《白鹿原》到底有什么，能让莫言错愕不已？
陕西关中地区的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几代人的爱恨情仇，权力的争夺，时代洪流的冲击、革命的洗礼、传统乡村礼治和法治的冲突，从清朝末年心中国成立几十年漫长的时光，在关中上演。
陕西关中，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保留着千年农耕文化的传统。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着全新的时代变化洪流，挣扎、困扰、无奈、无助。
一、 租佃关系的复杂性
长期以来，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古代的租佃关系之下的地主往往被妖魔化，地主和长工的关系也被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
租佃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租佃制本身是土地私有的产物。汉朝时期，租佃制就普遍了，“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宋朝，由于政府“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得租佃制成为仅次于自耕农的重要生产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进一步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冠以也越来越弱。
租佃制度之下，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地主雇佣长工。我们往往会认为，地主家的耕地多，雇佣长工来常年为地主家劳作。地主对长工则是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长工和佃户都是血泪和仇恨。其实，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白鹿原》中，白嘉轩雇佣的长工是鹿三。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对待鹿三就像是对自己的家里人。白秉德从来不打不骂长工，也绝对不少付一文钱。甚至还能：
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坐一桌子用餐。
白嘉轩继承了父亲白秉德对待长工鹿三的好品行。白嘉轩创办的学堂开学后，白嘉轩坚持让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进学堂读书。当鹿三不想让儿子黑娃上学堂的时候，白嘉轩说“黑娃真的把书念成了，弄个七品五品的，我脸上也光彩”。当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出生后，白嘉轩还让白灵认鹿三做“干大”。白嘉轩对鹿三的称呼一直就是“三哥”。
有人说“没有好的地主阶级，有好的地主”。不可否认，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的地主是存在的。不然，当年也不可能有广大农民闹革命，土地革命是必要的，让千万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解放。但是白嘉轩这样的地主也是存在的。
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长期“忠孝仁义”的浸润，使得白嘉轩和鹿三之间形成了类似“兄弟”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鹿三才对白嘉轩感恩戴德，白嘉轩成了鹿三的“上帝”。鹿三最后亲手杀掉田小娥也是因为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让白嘉轩这个族长名誉扫地。
鹿三为了维护白嘉轩，杀掉田小娥是维护白嘉轩，也是在维护农村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因为田小娥勾引了自己的儿子黑娃，也勾引了白嘉轩。田小娥的这种行为是对农村千百年传统礼法的挑战。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农村的租佃关系和佣工关系长期存在，是有其原因的。土地私有制度之下，天灾人祸的发生，会让一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失去土地以后如何生存，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是租种地主的土地，一方面是给地主当长工。于是地主和佃户，地主和长工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从而长期相互依存。
地主和佃户，地主和长工也会在彼此的斗争中，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是佃户交给地主的地租，使地主付给长工的工钱维持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比较合理的水平。
正是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地主和长工的关系，实际上相当于兄弟一样。所以当黑娃误以为是白嘉轩杀了田小娥，要除掉白嘉轩时，鹿三勇敢地承认了是他鹿三自己杀了田小娥，救了白嘉轩一命。也使得黑娃断绝了和鹿三的父子关系。
二、 宗族治理的合理性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一直这样认为。
中国古代绝对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也无法抵达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广大的乡村治理基本上是依靠农村的宗族势力，也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乡绅自治”。
农村的乡绅一般有一定的文化，能够按照广大乡村农民能够接受的礼义廉耻规则来进行乡村治理。这种农村存在的约定俗成的礼义廉耻和伦理道德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执行者。这个执行者就是组长。
组长首先要以身作则，维护农村千百年的统治秩序。乡村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族长的宗族治理来调整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
白嘉轩就是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是上一代族长，在白鹿村可谓德高望重。族长的重任自然落在了白嘉轩的身上，白嘉轩也把族长的位置交给了儿子白孝文，当白孝文品行败坏，和田小娥鬼混在一起的时候，被剥夺了族长的位置，白鹿村的族长就由白孝武接任。这样看来，族长有一定的血缘家传性质。
乡村自治之下，族长可以依据族规而不是国家的法律来处理问题。当黑娃在出门当长工，被郭举人的小妾田小娥勾引，回到白鹿村以后，作为族长的白嘉轩的反映是不能进祠堂拜祖宗。鹿三没有料到：
“他的黑娃引回来一个小婊子，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
当鹿子霖设计抓住田小娥和狗蛋之后，白鹿村上演了一场惩治“奸夫淫妇”的“乡村自治”的大戏。白孝文焚香，领着站在正厅里和院子里的族人叩拜三遍，然后有针对性地宣颂了相关条文和族法条律，最后庄严宣判：对白狗蛋和田小娥用刺刷各打四十。
用刺刷行刑的场面是《白鹿原》中反映农村乡村自治的极佳材料。白嘉轩接过刺刷，狠狠抽在田小娥脸上。其他人也都争着抢着夺过刺刷，呼喊着：“打死这不要脸的婊子！”
白嘉轩作为族长，维护的是乡村千百年的统治秩序，白嘉轩不能容忍任何人的行为破坏这种统治秩序，任何违背乡村礼法，违背乡村“忠孝仁义”的行为，都会受到来自宗族势力的代表---族长的惩罚，及其严厉的惩罚。
由此想到了贾平凹小说改编的电影《五魁》。
电影的短工五魁和寡居柳家的少奶奶产生了恋情。当被柳太太发现以后，少奶年被交给族长处罚。五魁也被赶出了柳家。一年以后，五魁成了土匪，回到柳家，要带走相爱的少奶奶。柳太太从容自缢，临死，蔑视五魁，说了一句“下贱”。五魁则背着少奶奶离开了柳家。柳太太也被立了贞节牌坊。
类似的事情太多太多，乡村的族长靠着礼法维护着村民都认同的观念，同时也维护着乡村的统治秩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
“礼和法不同之处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国家权力维持的。在现代国家没形成之前，部落就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样有形的权力机构维持，不是靠一个外在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乡土社会中极个别的人违背了“礼”，乡土社会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受到威胁，这就需要乡村的宗族势力出面来维护原来的统治秩序了。白嘉轩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白嘉轩维护乡村传统礼仪，所以，当白孝文被田小娥和鹿子霖设计勾引败露以后，白嘉轩同样用刺刷来惩治亲生儿子白孝文和田小娥。让白孝武用刺刷，朝哥哥孝文的胸前狠狠抽击。
三、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既然存在了上千年，同样有其存在的道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和小农经济的关系。
小农经济是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中央集权是小农经济的政治保障。小农为整个封建国家提供的是赋税、徭役、兵役。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则会为小农的正常生产生活提供一种保护。
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水灾、旱灾、蝗灾、土匪抢劫等等都会使弱小的小农处于毁灭的边缘。在这时候，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及时赈灾、救济，提供种子、贷款，减免赋税，让挣扎在破产边缘的小农能够恢复生产，在恢复生产之后，才能继续为国家政府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
《白鹿原》中的情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第十八章开篇就是白鹿原的旱灾：
“干旱自古就是原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或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不足为奇……旱情一直持续下去，持续不断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流汗不止喘息难定。”
白鹿原上的这场大旱却是空前的，这场从春末夏初就开始的旱灾，持续到第二年，麦禾、青草无影无踪；柿树枝干全都枯死。“想种点萝卜也下不进籽儿。”甚至都到了刚结婚一年的媳妇儿要被婆家人煮食的地步。新媳妇逃回娘家告诉父母：与其让人家杀了，不如咱们杀了自家吃！
人吃人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太常见了。
这场旱灾，饿死了白孝文的结发妻子。因为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勾搭，被撤掉了族长，厚颜无耻地和田小娥同居在一起，卖掉了白嘉轩分家分给的所有土地。用卖地的钱和田小娥挥霍，饿死了结发妻子。
白嘉轩家是白鹿原上殷实的人家，在这场干旱面前，同样也是无能为力。当久旱之后的大雨从天而降的时候，整个村子又欢腾了起来。救命的天爷、可憎的天爷、坑死人的老天爷呼声一齐抛向天空。
这一段描写，正是无助的小农在天灾面前的哀嚎！
小农经济脆弱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瘟疫。在医学落后的时代，瘟疫是和水旱灾害同样让乡村恐惧的恶魔。白鹿原在遭受旱灾沉重打击之后，又迎来了瘟疫。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烈性传染病，《白鹿原》中没有交代，瘟疫要了鹿三老婆的命，也让白嘉轩的老婆仙草最后离开世界。瘟疫过后的白鹿原显出死一般的沉寂。在瘟疫爆发的几个月里，哭声再也唤不起乡邻的同情，而仅仅代表一个死亡的信号。
正是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一方面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基层乡村的宗族势力来保护濒临破产的农户。对乡村中的流氓无产者和泼皮懒汉、赌博、抽鸦片的不良村民进行整治。第八章中白嘉轩当上族长以后，大刀阔斧整治白鹿村的坏分子。用滚水惩治赌博的白兴儿等，用粪土惩治了吸食鸦片的大烟鬼。因为小农的脆弱性决定的，家里不能出懒汉赌鬼，出了懒汉赌鬼，一个家就要破产。这时候就要借助宗族势力来进行惩治。
正如《白鹿原》卷首引用巴尔扎克的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中国乡村的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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