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的案子并不复杂，弄到最后就是一本官家与民间“逆书”的殊死较量。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亲自上阵，用了一整本书的篇幅，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也顺带把死刑犯曾静变成了整个清代最大胆的辩手。什么“谋父”“屠弟”，什么“贪财”“好色”，全都摆上了桌面。皇帝不愿藏着掖着，他不装神秘，他坦白得毫无保留。问世间的龙椅，到底有几个主人，敢这么掏心掏肺自辩到底？
十大罪名划拉出来，字字句句都猛如刀子。曾静的矛头直指皇帝最要命的地方，“弑父篡位”“逼母屠弟”。雍正没有闪躲，没有拖延时间。他甚至细致到几乎像个算命先生，连康熙去世的时辰、谁在场、老人家最后说了什么，统统罗列。字字为据，事事讲明，是不是有些太过生硬？他不是在陈述事实，像是在强调，强调得过了头，反而让人有点起疑心。
曾静只听过坊间传雍正像极了民间野史里的孤臣。他硬说仁寿皇太后自杀，废太子暴毙，允禟、允禩死因诡异，虽然帝王家没几个能得好死，但雍正一次性被按上这么多逆伦罪名，确实很暴戾。可皇帝硬着头皮把“屠弟”慢慢拆开，说什么圈禁是康熙意思，自己没下狠手，还一再托人送药看病。谁信？雍正看起来极力卸责，“冥诛”说出来反倒更玄乎了。死的是亲弟，推给阴间，也只算失察之罪。听起来倒像是自己心虚。
雍正自称对女色不感兴趣，曾静却揪着“淫色”不放。朝堂多少流言，说得像自己亲见。说皇帝收废太子女人，还喜欢夜夜笙歌。这种话传得广，皇上斩钉截铁否认，说自己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后宫人口有限。不贪色真的不贪吗？朝代久了，大家都这么辩解，到底有没有？没人说得清。
财的事更有意思了。贩米、倒水银，说得像摊小贩。雍正的回答倒也有点意思一口咬定亏本，不争民利。水银案拖着贵州巡抚做背锅侠。皇帝讲了好多数字，说得头头是道。可细品，那些银子到底往哪儿去了？账册里谁能一一查到？官场里翻腾的钱，终归没人能看得明白。
喝酒？坊间说雍正酒量好，大白天也喝。皇帝自己摆出古人典故，说圣人尚无悔饮。他一副无所谓，一口咬定自己不近酒，反倒笑问那些编故事的人是不是醉了。可大臣们醉倒圆明园，这画面够不够真实？这么多怪事串联起来，谁能只信一边的话呢？
“怀疑诛忠”这条最辣。雍正常拿年羹尧、隆科多举例，反问还敢说他们是好人吗？功高震主，哪朝哪代都得死。他杀得合规，杀得叫“自取其咎”。可年、隆倒掉，余威震天。京城人谁不提心吊胆？曾静说皇帝“极好杀”，雍正却说自己连蚂蚁都不舍得踩。两边一杠杠，信哪边都不踏实。
所谓“好谀任佞”听起来轻。但雍正愤怒不已，他觉得有被羞辱到。说自己从不听马屁，奏章文辞见风吹草动，他就嫌恶。还敢问曾静拿出证据——有谁因拍马屁被重用？没人说得出来。可这年头，谁敢逮着皇帝批评？皇帝厌倦虚饰，底下怕了揣摩，连拍马屁的胆都灭了吧？
等一切争辩告一段落，雍正还是胜了。不用他“赢”的气度确实无人匹敌。可赢了又如何？坊间从没安静过。谣言照样起风，刺骨风刮得难眠。老百姓嘴皮子管不住，总怀疑这皇帝得位不正，施政太狠，那些年仇怨太深，恐怕说不清了。
《大义觉迷录》出现在最喧闹的时候。雍正对舆论的警觉，比许多帝王都灵。他甚至不介意亲自下场跟罪犯笔战。他明知很难完全洗净自己，却依然一本接一本地解释。就像市场上起了腥风，雍正非要钻进来亲自飘一遍。有人笑他“好辩”，但其实是他嗅到了权力深处的寒意。要不怎么会把一切说得这么死板？说多往往意味着底气不足。
舆论战拉开后，查来查去，源头落在允禟允禩那几位王爷的太监手上。一群被流放的奴才，还能扯出偌大的故事。说起来有点讽刺，被牵连流放，他们不甘心，沿途就吵嚷自己无辜，又怪新皇帝。越传越狂，越说越邪乎。谁听了谁热闹，消息真真假假混杂，何妨煽动两下？现实里哪有绝对干净的传言。
雍正玩了个新花样。他没杀曾静。理由很简单。他要曾静服气，要这个被流言灌满脑子的读书人，亲眼看看皇帝到底是什么样。下令承审官拿出各地奏报，塞给曾静批阅。几百份密密麻麻的公文，日日夜夜，曾静读到眼花。他本以为皇帝闲到发霉，哪料到这位天子批阅万机连标点都不放过？字里行间透着疲惫和严苛。一文一批，像铁板钉钉。平生头一次，曾静傻了眼。
事情到这里，有个莫名其妙的转变——曾静对雍正的怒火突然消散了。批阅奏章的辛苦，他看在眼里，心下竟然升出一丝莫名的敬佩。烦杂政务日夜轮番，他忽然觉得，把皇帝当妖怪想象，反而浅薄。过去那些骂皇帝好色、嗜杀的言辞，读得越多，心里越觉得虚妄。看得到的事实，抵得过千种猜测。可事情没这么简单。事实从来都不是全部。奏折可以暗流永远在台底。
更夸张的是，雍正针对每一项罪责都准备材料，让曾静自己去拆穿流言。例如“好杀”，他拿出春夏间的案件，让曾静独自评论案卷。曾静发现这些案件其实审得很细。每一条命都掂量过，没有随便杀的迹象。否认流言，这种方式太高级。他不是要你信我，是让你自己推翻自己。
可也有人奏报是真，奏报也是可以被删选过的。雍正在奏章上批的那些字，毕竟要让人看见的。再雍正怎么可能一点错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见过，十恶不赦的皇帝世上也不多。他勤政是真的，他冷酷也是真的。话说到这份上，大事小情都有两面，是非黑白，谁也说不圆。
事情最后变得有些像戏剧。雍正玩得很顺手，拿下了曾静，也收服了流言。曾静下跪谢恩，写了本《归仁录》，字里行间换了一副嘴脸，开始歌颂雍正“孝顺仁厚”，极尽谄媚之能事。可前后这么一对比，总让人生出一种怪异的滋味。曾静是真的服气，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求生存？谁信？
雍正没止步。他让曾静的口供，《归仁录》一齐印成书，传到全国。还在西北选拔进士，组织宣讲队，逢人便读。全中国人都得知道，这个皇帝洗白了自己的冤屈。这本书流行到了什么程度？公开数据里，十八世纪初被引用最多的清代著作，就是《大义觉迷录》！放到现在就是一场大型的认知战罢了，谁掌控话语权谁说了算。
有时候想，换个人当皇帝，会不会不屑解释？也许肯定不会解释这么详细。偏偏雍正爱解释。可解释太多，真的能让谣言散尽吗？这场辩论下场的赢家说到底还是权力最重的人。
雍正的胜利，不见得让所有反对者闭嘴。事实上，很多清流士人依然背后嘀咕，只不过声音变小了。把“逆书”变成《觉迷录》，靠的不止是理，也有势。曾静被宽赦，没死，他活下来了，也等于为雍正帮了最后一把。
历史总是又远又近，雍正爱讲理，可他讲理的底牌始终是权力。用力辩解的人，是不是反而更敏感？冷静观望，流言再怎么猖獗，终究也只能在风里绕一阵。这本“天下最会辩护的皇帝”的书，大抵也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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