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956年9月12日，我出生于香港九龙，老家是广东梅州，我是客家人。
母亲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其中有3个不幸夭折，我排行第十，所以被称为“十仔”。
父亲张活海是洋服名匠，当时售卖的款式都以好莱坞为标准，连马龙.白兰度，加里.格兰等国际影星也是家中常客。
我自小就没有与父母同住，我父亲在中环皇后大道中121号有两层楼，一层父母住，一层用来做工厂。
家里的小孩和姥姥，还有两位佣人住在湾仔道81号一幢唐楼里，佣人六姐对我很好，从小到大我都很信任她。
家里虽有光鲜亮丽的客人来往，但那份热闹却分明是隔着一层玻璃的幻象，从不曾真正流淌进我幼小的世界。
由于与父母长年分隔两地，我像一株无人关注的小草，在偌大的宅邸角落悄然生长。
幸好，佣人六姐的手温存而有限，她尽力给予我寻常孩童该有的温暖，可那些深夜里悄然爬上心头的孤寂，却总在无声处提醒我，这偌大的家，终究漏着风。
父亲的目光严厉而疏离，母亲的身影则像隔着一层朦胧的雾，我看不真切。
家中一切富足，唯独缺少了那最平常的，属于孩子的喧闹与拥抱。
那份渴求被爱而不得的凉意，仿佛冰水渗入骨髓，无声无息间，成了我生命底片上一道无法抹去的暗痕。
十三岁那年，父亲把我送上一艘驶向异国的轮船。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咸涩刺骨，带着一种决绝的告别意味。
船渐行渐远，故乡的一切在视野里模糊，消失，如同被海水吞噬的倒影。
在英国，我尝试去学习那陌生的纺织技术，在诺维奇城郊寄宿学校的清冷空气里，我努力适应着另一种秩序下的生活。
然而，异国他乡的疏离感始终如影随形。直到一封家书带来父亲病重的消息，他不幸中风了，而我不得不中断学业，匆匆返回香港。
回到香港后，我不想子承父业，试过去别人卖鞋，也曾去过律师楼应聘。
那时我未曾料到，命运之手正悄然将我推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我从未设想过，却又仿佛命中注定的方向。
1977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参加了“丽的电视”的亚洲歌唱大赛。
记得，我向佣人六姐借了20块钱，一路换电车，天星小轮，巴士，来到丽的报名。
比赛那天，站在舞台上，聚光灯灼热得令人眩晕。我唱了一首《American Pie》，台下反应平平，最终只得了亚军。
少年意气里，我竟倔强地拒绝了那份与电视台的合约，只想凭自己走出一条路。
命运却自有安排，不久后，我终究还是签了约，踏入了那个光影流转，声色喧嚣的世界。
初登台的日子，台下传来的并非全是掌声，有时夹杂着刺耳的倒彩。
我穿着前卫的演出服，唱着自己风格独特的歌，却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合时宜的异类。
记得一次表演结束，我在后台更衣室，对着镜子卸妆，镜中人脸上还残留着油彩，眼神里却满是疲惫与困惑。
那些倒彩声像细针，扎进耳朵深处，隐隐作痛。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这条看似铺满星光的道路，原来每一步都可能硌痛脚心。
然而，那不甘蛰伏的倔强在血脉里奔涌。我咬紧牙关，潜心琢磨歌唱技巧，在无数个练歌的夜晚，声音嘶哑也不肯停下。
终于，在1983年，那首《风继续吹》如一阵暖风，吹散了心头的阴霾，开始真正叩开听众的心门。
次年，《Monica》更是横空出世，其动感节奏与鲜明个性，瞬间点燃了整个香江。
香港的大街小巷都回荡着那充满生命力的旋律，“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那旋律如同烙印，刻入了那个时代喧闹的脉搏里，也让我真正站到了舞台最炽热的中央。
那时，我仿佛站在一条被星光照亮的陡峭山径上，每一步都踏着掌声，却也踩着无休止的眩晕。
舞台灯光亮如白昼，掌声与呼喊声浪般涌来，几乎要将人淹没。我如履薄冰，每一次演出都耗尽心力，身体和精神都在极限的边缘徘徊。
镁光灯的灼热、行程的疯狂挤压、舆论的无孔不入……它们交织成一张细密的网，紧紧裹缚住我，令人窒息。
在那些掌声如雷、灯光如昼的巅峰时刻，一种无法言喻的疲惫感却如冰冷的潮水，悄然漫过脚踝，向上侵蚀。
我开始在喧哗的庆功宴间隙，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空洞。
掌声散去后，房间里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那份寂静反而沉重得压人。
1989年，在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告别演唱会上，我唱到动情处，声音哽咽。万千荧光棒汇成星海，歌迷们泣不成声。
我说：“今晚之后，我张国荣，退出歌坛。”
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却又感到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茫然。
1990年，告别舞台后，我与好朋友唐唐远走加拿大，修读电影课程，由他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试图在异国的宁静里寻回自己。
唐唐是我妈妈以外，我生命中至爱的人，他懂我，我很幸运。
当然，对外界，我亲口承认爱过的女人是毛舜筠，我们两人曾一起在电视台工作过，谈过一段恋爱。
可惜，毛舜筠没有答应嫁给我，如果我们结婚了，我的命运应该就会不一样。
然而，那舞台的魔力，那用音乐与光影塑造另一个灵魂的渴望，早已融入血脉，岂能轻易割舍？
对表演深入骨髓的眷恋，像一种顽固的乡愁，在温哥华清冷的空气里，日夜不停地召唤着我。我知道，我终究属于那方光影交织的天地。
1990年，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为我打开了电影世界更深邃的一扇门。
旭仔那个“无脚鸟”的故事，似乎也预言着我的某种宿命，渴望飞翔，却不知何处是真正的栖枝。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成为我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程蝶衣，那个“不疯魔不成活”的戏痴，仿佛是我灵魂深处的倒影。
为演活他，我提前数月北上，学习京剧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
水袖轻扬，兰花指翘，那咿咿呀呀的唱腔里，我体会着蝶衣的痴与痛，仿佛将自己的骨血也一点点融了进去。
当程蝶衣在戏台上绝望地自刎，那份决绝与幻灭，让我的灵魂也为之震颤。
程蝶衣的执念与毁灭，像一面冰冷的镜子，映照出我内心某些自己也未曾完全看清的角落。
那份投入，已远远超乎技艺，近乎一种宿命的交付。
千禧年已过，我携《热情演唱会》归来。
长发，裙装，美得锋利而脆弱。
我知道，这惊世骇俗的造型必然会掀起滔天巨浪。果然，争议如狂风暴雨般袭来，报纸上充斥着刻薄的嘲讽。
在尖沙咀的寓所里，我关掉电视上那些刺耳的评论，独自坐在黑暗中，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维多利亚港不眠的灯火。
璀璨的万家灯火，映照着落地窗上我模糊的轮廓，窗外的繁华越是喧嚣，室内的寂静就越是深不见底。
胃里那熟悉的翻搅感又来了，像有一只冰冷的手在无情地揉捏。
医生说是胃酸倒流，开了药，可那药片似乎只能暂时麻痹身体的痛楚，却无法平息内心深处那片无边无际、无声嘶鸣的荒原。
身体里仿佛有座冰山在缓慢融化，释放出彻骨的寒。
我依旧能笑，能站在人前光彩照人，但只有自己知道，维持那份“正常”需要耗费多大的力气，仿佛每一步都踏在薄冰之上。
2003年4月1日，香港的黄昏弥漫着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暖意。
我如常与设计师莫华炳午餐，席间谈笑风生，无人能窥见我内心的风暴。
回到文华东方酒店的房间，我最后一次望向窗外那片熟悉的海港。
电话响起，是唐先生关切的声音，问我何时回家。
我温言回应：“就快好了。”
放下电话，房间里重归寂静。
我走到镜前，细细整理好领带和西装，每一处褶皱都抚平，如同即将赴一场郑重的人生之约。
镜中人的眼神深处，翻涌着无人能解的疲惫与风暴后的奇异平静，仿佛长途跋涉的旅人终于望见了宿命的终点，那终点不是解脱，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抵达。
窗外，暮色四合，维多利亚港的灯火渐次亮起，如同铺向无尽深渊的星途。
我的故事，如同一首唱到尾声的歌，余音在空气里震颤，消散，终将归于永恒的寂静。
那些舞台上的绝代风华，胶片里凝固的悲欢眼神，连同生命深处那场无人知晓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都已交付于时光。
人们仍在谈论我，谈论那些歌，那些角色，那些真真假假的传奇。有些目光带着温暖的怀念，有些则充满猎奇。
这些于我，都已无关紧要了。
唯有我的歌声和影像，那些曾经真切燃烧过的瞬间，或许能穿透时间的薄纱，在某个角落，轻轻叩动一颗心，唤起一丝关于美、关于痛、关于生命纯粹绽放的共鸣。
倘若能如此，便已足够。
像风拂过，不留痕迹，却曾让万物低语。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八姑娱乐声明：创作码字不易，搬运必究
内容来源于 联合早报中文网首页 网友投稿 |
